终于在国内拿到了投资银行的牌照，杨少宗欣喜若狂，但他也很佩服自己的口才，他和容总理说，中国什么都不缺，只是缺两个能和摩根士丹利、高盛抗衡的国际投行，我就想来做一家，好好和他们过过招。

这话说的容总理很是激动，觉得这个志向不小，因为容总理是政治家中的经济学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摩根士丹利到底有多强，如果没有合适的内地投行与之抗衡，确实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既然有人愿意单挑，很好，志向远大，容总理亲自签署文件，算是给杨少宗一个机会和摩根士丹利单挑，当然是在家门口单挑，现在让杨少宗跑去美国和别人单挑，那不是找死吗？

从首都回来，杨少宗就很兴奋的积极部署中旗投行的重组事宜，此时，他和杨小凯请的两个月假期早就结束了，可也没有办法，幸好杨小凯那边也没有忙到不可开交的地步。

杨少宗集中精力，抓紧时间做了一系列的新部署，预计在三个月内正式完成这个改组工作，并将整个中旗集团合并成一家公司。

在此之前，杨少宗和胡祖铭、华康盛、谢国珍已经商量了很多次，大家一致同意将谢国珍提出的一种业务做为核心业务——项目，地区性一体化投资项目。

他们决定将中旗系的大量资产套现，然后集中财力从时向核心项目的转移，同时将营业的重点方向转移向重工业，现在，他们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他们已经筹建了中国最好的旗州汽车工程研究中心和旗州工业研究院，另一方面，他们还会继续加大对信息网络产业的扶持，逐年增加对芯片和网络硬件设备的研发投入，通过和台资企业合作，神州电子集团公司已经拥有了目前亚洲最好的电子芯片、设备的生产线。

在旗州抓紧时间对这些事进行一个重新部署后，杨少宗在前往香港继续攻读微观计量经济学之前，和赵琪谈了一个晚上，请她帮一个忙。

这个忙很重要，以至于杨少宗只能相信赵琪一个人，在此之前，他在香港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做了一系列的交易，在此之后的整整一年，按照计划，中旗系将会有七家公司在香港上市，二十一家公司集中在淞深两地上市。

按照计划，他们将会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出售转让流通股等方式，不断套现愈一千亿港元的资产，用这些钱，他们打算做一些真正的大事。

送赵琪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后，杨少宗才前往香港，并在香港集中精力攻克最为复杂的学术环节，可是，微观计量经济学范畴中的线性及非线性数据回归理论比他预想的要更为复杂很多，即便是在杨小凯的指导下，杨少宗也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前赴后继，才勉强说是吃透了其中的70%。

够了。

这个水平足以在国内嚣张一把了。

到了1996年的7月份，杨少宗、杨小凯、丹尼尔-麦克法登才最终完成《个人计量选择对各国宏观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影响》，委托英国的《数学与经济》杂志分期刊登。

整本书总计47.23万个单词及数字，从头到尾的完整诠释了整个微观计量经济学的运动规则和数据逻辑，以及它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领域的影响范畴，包括其对主要经济体的独立影响。

总的来说有一个基本规则，那就是信息产业越开放和意识形态越开放的国家受个人计量选择的影响越大，而美国每年约有7/10的gd处于个人计量选择的影响范畴，这也是被研究的大经济体中最高的数字，也可以说，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自由市场。

做为全球最具权威性，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纯理论方面的经济学专业杂志社——《数学与经济》杂志社显然明白这份论文著作的份量到底有多重，他们临时推掉了原先预定的多份论文稿，用了一份增刊版本全面刊登了这一论文著作的所有部分，一个单词和一个数字都没有漏掉。

可以说，全球经济学界都引发了非常巨大的轰动，大家忽然意识到，从80年代末期开始逐步被发掘的微观计量经济学，在今天忽然有了一个全面的体系和回答，一切都是如此清晰，同样，这也意味着至少有二十多位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慢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输了，但人们很高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从此正式诞生，完完整整的出现在经济学世界的范畴里。

人们这个成绩而鼓掌。

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在《数学与经济》杂志刊登出整篇论文后不久，杨小凯经济研究中心就收到了雪片般的繁多贺信和邀请卡，邀请杨小凯和杨少宗前往他们的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进行演讲。

就在这时，杨小凯和杨少宗已经投入了新的一个课题，他们开始讨论一个新的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地区竞争、行政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杨小凯对这个范畴不是很感兴趣，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大量的政治和社会学因素，而他更喜欢纯理论领域的研究，可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东南亚经济研究范畴。

通过对整个东南亚经济的剖析，杨少宗认为行政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对东南亚经济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力正在摧垮亚洲经济原本健康的基础，使得经济被迫式增长。

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叫拔苗助长，用杨少宗和杨小凯的总结，这叫“被迫式增长”，也就是在非自由市场经济形态下，受控于国家竞争因素、民族因素、行政因素的人为强制刺激性的增长，他们进一步称之为“非自由经济增长”。

好了，一个新的课题诞生了，虽然这个课题会让中国中央政府大骂一顿，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于是，杨小凯和杨少宗继续开始进行这个课题的研究。

在此之前，1996年7月21日，杨少宗以《个人计量选择对各国宏观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影响》正式通过了香港大学经济系的博士论文答辩，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

现在，他可以没有悬念的称自己为经济学的学者，而他通过这个过程只用了一年的时间，这也是香港大学最短的博士攻读时间。

没有悬念，虽然不是那么服气，但张五常仍然认为杨少宗和导师杨小凯完成的《个人计量选择对各国宏观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影响》应该是亚洲经济学界近十年来的最高成就。

杨少宗几乎是以免去了面试答辩的特殊待遇获得了自己在香港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丹尼尔-麦克法登和杨小凯必须经常出去演讲的时间段里，杨少宗一个人沉寂在杨小凯经济研究中心，带领整个研究生团队从事东南亚经济的非自由经济增长问题。

毫无疑问，东南亚经济的问题在于政府对“非自由经济增长”起着主导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犯了很多致命的错误，特别是过早的开放金融市场，并且一贯性的采用了大量经济刺激政策，尤其是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不成熟的市场，早熟的金融体制和市场政策，这就导致了经济泡沫的产生。

当然，《亚洲非自由经济增长因素及其范围》一文并非是在讨论东南亚金融危机必然会出现，而是很客观的分析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一些不同于自由市场的特征，同时附带性的讨论这一特征可能产生的后果——金融危机。

随着论文逐步进入后期的攻克阶段，涉及了四十多个大规模运算和逻辑法则的确定时，杨小凯迅速中断不得不进行的一些演讲，返回香港杨小凯经济研究中心和杨少宗一起进行整体的推导工作。

他们首先要在大量的经济算原则和工具中寻找合适的通道，然后通过这个通道得出完整的，最终符合现实数据的结论，由此产生一个可以长期沿用的轨道，通过这个轨道，任何类似的情况都可以迅速被计算出可能的后果。

这就是经济学理论工作的意义，设定一个推论，寻找一个合适的逻辑，运算，和事实相符合，论文成立，不符合则推倒从来。

大约在1996年的11月底，他们实际上已经大体完成了绝大多数的工作。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就在1995年，决定来香港求学的时候，杨少宗已经通过一些基金会的运作，为杨小凯教授在香港筹办了一所经济研究中心，投入了近两千多万美金，拥有香港目前最好的计算设备和研究环境，从全国范围内挑选了六十多名功底最扎实的经济学和数学的研究生、博士生，他们当中有一部分转入香港大学，一部分转入旗州大学和旗州经济研究院。

杨小凯经济研究中心则是香港大学、旗州大学、旗州经济研究院联合创办。

这种基础就允许杨小凯和杨少宗同时设计出六七个不同的通道，然后同时进行逻辑运算，哪一个的结果符合，哪一个通道就是正确的。

他们最初只拥有两台ibm提供的大型计算机，现在已经多达六台，另外拥有使用一台旗州计算机信息研究院设计的超级计算机，虽然是完全使用了英特尔的芯片，但在运算规模上绝对是巨型的。

实际上，这也是香港第一台超级计算机。

杨少宗这么大费周章，除了偶尔需要一些巨型运算规模外（极其偶尔），同时也是支持旗州计算机信息研究院从事最尖端领域的研究。

搞经济学研究显然用不着这么庞大的设备，可是，他们就真的使用了，这让他们可以将整个运算数据扩大到非常大的规模，而且，通过中旗投行和其他国际投行的合作，他们还拥有大量的可供使用的数据。

他们大约有六十多个专业研究生和两百多个大学生义务服务者从事录入的工作，负责将大量的数据存到计算机中，然后通过这些数据在设计好的模型中不断运算。

他们聘请了国内和香港最好的几个数学家从事模型的推导运算，尽力保证他们的的数学模型是尽可能的正确。

正是通过这样的研究规模，他们在11月底就逐步完成了《亚洲非自由经济增长因素及其范围》的工作，这让大家都很兴奋。

杨少宗也很兴奋旗州计算机信息研究院给出了香港第一台超级计算机，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成果显得有浮夸，为了赶进度，旗州计算机信息研究院完全使用了英特尔的芯片。

杨少宗必须承认，除了这个小小的遗憾外，其余都很爽快。

杨小凯教授决定再用两个月的时间对《亚洲非自由经济增长因素及其范围》进行更为细致的推论，以避免不必要的错误，杨少宗没有反对，但对杨少宗来说，他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毫无疑问，这一年的突击学习让杨少宗吃透了很多东西，他觉得自己的视野也忽然间变得更为开阔，他能预感到，世界正在快速变化，那些每个数字的变化都在预示着更多关联变化，每个变化的背后都可以用公式和理论来解答。

人类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不是从现在开始，而是一直就是如此。

现在，他终于明白胡祖铭那种特殊的优越感总是从何而来，很简单，看的更远，更简单，透过繁缛的真相看穿背后，实际上都是数字在跳动。RO